环境领域民事、刑事和行政审判三合一改革即其范例。
宪法政策性条款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然而，与之不相称的是，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不足，中国知网收录的历年发表的文章仅有10余篇。
[14]我国学者也指出，权利不是需要政府撒手，而是需要政府积极保护。[3]许育典也认为，传统宪法通常有两大任务，一是避免政府权力滥用以保障人民基本权(第一种结构)。宪法政策性条款效力的发挥，一方面要明确宪法政策性条款自身的规范效力，另一方面要依靠宪法政策性条款效力的落实与实现。[19]亦有学者指出，在宪法效力上，国家政策不像普通宪法规范那样产生直接的拘束力，它是宪法对国家机关发出的指示与委托，其实施有待立法机关进一步制定法律，以明确具体概念、实施的标准与程序。许育典就认为，对立法权而言，立法者若未制定法律，型塑国家目标的内容，并不直接构成违宪，但仍应积极促成立法。
也就是说，对宪法政策性条款的规范效力，不能孤立地看某一条、某一款，而是先应当从政策性条款整体的规范效力来考察，即该条款从总体上规定了国家权力的目标和责任，这种责任指引着国家权力运行的内容和方向。[24]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宪法政策性条款赋予了国家机关以相应的责任，立法机关通过立法形式保证政策性条款的落实，就是一种责任。这是回应风险领域的结构转型而对部门法分立格局所做的升级改造，将原有的部门法分立格局改造成一个开放的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搭建部门法之间的合作桥梁。
又如，刑法为控制风险而扩大犯罪圈、降低入罪标准、加大刑事处罚力度并追求犯罪构成要件的弹性化，不仅会破坏刑法的谦抑性，而且其责任威慑效果也未必显著，因为责任威慑与当事人的行为选择之间并非线性关系，当威慑程度达到拐点时，继续增加法律责任将是徒劳的。对于法典化程度较高的民法和刑法而言，立法者为解决一些现代性问题而实施的体系内重建已较为普遍，民法上所谓的解法典化或法典重构即属此类。德国行政法在该领域的贡献首推风险预防原则，只要一项活动对人类健康、安全和环境构成威胁，风险预防原则就要求对此采取行动，而无需科学上确凿的因果关系证据。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34](2)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多元化。二是在多元情境世界的每一个社会系统内部重新引入私维度和公维度的区分。
[41]参见蔡定剑：《中国宪法实施的私法化之路》，《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32]参见朱景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结构、特色和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74] 第二，威慑补充机制的内部协调。[51]这样的部门法壁垒显然无助于揭示部门法之间的优劣互补性特征，进而无助于风险控制工具的理性选择。
此时，理性人才会主动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实现风险的最小化。这需要立法者评估风险行为的额外社会成本与追责概率，并据此推算法律责任大小(额外社会成本除以责任的实现概率)。相较于私人风险，现代工业化引发的公共风险是现代社会的内生性风险，它与现代科技发展和工业生产相伴而生，属于集中或批量生产的、广泛分布的健康和安全风险，绝大多数风险都超出了私人的理解和控制能力。部门法强调社会关系的性质，行业法强调社会关系的空间领域。
这样一来，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的选择恰好等于社会最优选择(暂且假设风险行为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风险控制目标由此得以实现。第96条的易科规则确保了财产罚与自由刑之间的折抵。
如果刑法是一个社会感受的表述，那么风险社会中的刑法就会成为安全的中继站。[71]这些转介和引致条款恰似特洛伊木马，能够以简约的技术构造成功地打破部门法壁垒，使部门法之间实现互连互通。
[50]张明楷：《风险社会若干刑法理论问题反思》，《法商研究》2011年第5期。但令人意外的是，人类为控制风险所做的技术革新，反而又滋生了新的风险类型，风险与发展由此成为永恒交织的主题，各国旨在控制风险的立法若不在二者之间做出恰当的权衡，往往孕育着更大的风险。王轶：《论中国民事立法中的中国元素》，《法学杂志》2011年第4期。2.风险控制工具的体系化结构 上述三个位阶的风险控制工具，整体上呈现出层层递进、相互补充乃至替代的关系，尤其是在运作原理上，这三个位阶的风险控制工具更是呈现出内在一体化的结构。《侵权责任法》第4条还专门重申：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作为现代工业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以环境、健康和安全风险为代表的公共风险在当今中国正大量涌现。
在风险刑法理论中，刑罚是一种威慑力十足的风险控制工具。当下的问题不是无法说服具有不同利益需求或观点的人如何行动，而是没有谁能够提供一个完整的方案，一揽子解决人们共同困扰的问题。
中国近期的刑法改革正朝着这一方向大步迈进。摘要: 现代工业化引发的环境、健康、安全等公共风险极为特殊，风险控制已不再是纯粹的私法自治议题。
[72]参见解亘：《论管制规范在侵权行为法上的意义》，《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转介条款是概括授权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时，适当考虑公法管制规范，并在必要时将其引入民法。
行政管制工具的多元化则主要表现为行政许可、强制信息披露、技术标准和行为禁令的增多。[56]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史晋川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年，第3页。具体的威慑程度取决于风险行为给他人实际造成的损害，这相当于一种市场调节机制，因而被称为一般威慑。如果说紧密社会关系内部的私人风险具有内部性的话，超越紧密社会关系纽带所涌现的公共风险则具有显著的外部性。
构建这一法律结构首先要打造开放的部门法体系，其次要在部门法体系之外，借助行业单行立法搭建部门法之间的合作桥梁，风险立法由此呈现出部门法分与合的双重变奏。[24]法官在个案中可根据实际出现的要素及其强度做出综合判断，进而得出责任是否成立及其范围的结论。
对于单向致害的私人风险，立法政策上的选择清晰明了，保护受害者并对风险行为作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即可。通过扩展政府管制职能来应对新兴社会问题已成为现代各国行政法的发展潮流，公共风险正是在此背景下进入我国行政规制的范畴。
[79]参见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译后记第262页 作者简介：宋亚辉，法学博士，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参见宋亚辉：《环境管制标准在侵权法上的效力解释》，《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
以实在法为基础的部门法学也朝着规范化、技术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学者习惯于各守疆域地在部门法框架内各自耕耘，[42]并发展出彼此独立的学说来推动部门法内部体系的发展。[52]同理，行政处罚力度的加强也并非多多益善，因为行政处罚与行为选择之间同样不是线性关系。德国法对公共风险的应对首先是从宪法上扩张国家任务边界开始的，其法教义学逻辑始于《德国基本法》(宪法，下同)第1条第1款第1句中的人格尊严保护条款，理论上将其提升为社会秩序的最高原则。而且，无休止地加强行政管制力度也可能适得其反，譬如，政府对风险行为的直接禁止往往意味着更多甚至更严重的风险，[53]这是由公共风险的双面性决定的。
参见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6—167页。五、中国风险立法的结构转型 (一)结构转型：部门法分与合的双重变奏 风险立法的三位一体结构有助于打破部门法壁垒，从根本上改变部门法各自为政的局面。
[43]对于后者，司法解释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一个关系紧密之群体的成员，更容易开发出非正式规范，使该群体成员之福利得以最大化。
(二)不同部门法上的风险控制工具缺乏比较与理性选择 部门法壁垒掩盖了不同部门法上风险控制工具的关联性和可比性，立法者因此可能忽视更高效的风险控制工具。由于部门法之间的合作方案存在行业性差异，仅以环境风险为例，侵权责任与行政管制之间的合作方案，在水污染和噪声污染领域就存在显著差异，[66]更不用谈食品、药品、交通、核工业等领域。
